云南的焦慮
云南陽宗海遭砷污染，水質降為劣五類。
滇池沒了，陽宗海也沒了。
知情人士稱，云南黨政高層對陽宗海污染事件異常憤怒。截止10月22日，云南對昆明、玉溪兩市26名涉及陽宗海砷污染的相關政府官員實施行政問責，其中免職12人。玉溪市政府透過媒體向社會公開道歉。
而該次異常激烈的整飭背后是該省湖泊接連失守，直接危及到城市供水安全，高層需要敲打官員系統。
昆明曾有高原水鄉之稱，除了城外的滇池，城內還有盤龍江、大觀河、明通河、船房河等多條河流和翠湖、蓮花池等小型湖泊。
上世紀50年代，昆明160萬人口尚可依靠地下水維持日常生計。但是，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隨之而來的污染，
80年代后期以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滇池每日向昆明城區供水數十萬噸。但好景不長。上世紀80年代，昆明滇池流域西山、安寧、晉寧等工業重鎮蓬勃發展，直接危機滇池。以1989年的數據為例，當年進入滇池的污染物包括化學耗氧量14837噸、總氮3695噸、總磷358噸。90年代后期以來，夏天的滇池經常爆發藍藻危機。濃綠如油漆的滇池水，讓人望而生畏。
嚴重的富營養化、大量化工污染物的沉積令滇池變成一個積重難返的天然化糞池，無法繼續為昆明提供安全的飲用水。
大量化工污染物的沉積令滇池變成一個積重難返的天然化糞池。
1993年，云南省委、省政府為緩解滇池污染，開始謀求調取外圍水源置換滇池水體。這個設想拉開了昆明向周邊地區取水的宏大序幕。昆明開始了掌鳩河引水工程，并于2007年3月建成通水。
但是，這個歷時10年、投資近40億的浩大工程，并不能為昆明帶來一勞永逸的水源。隨著昆明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人口大規模增加、工業的發展，以及水資源的消耗，昆明的用水量將出現巨大的變化，到2020年，掌鳩河工程供水能力將大幅萎縮，并慢慢退出歷史舞臺。
這座曾經擁有“水城”之稱的城市，不得不又開始尋覓新的水源，并將尋水的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
從金沙江虎跳峽調水入昆是其中的一個方案。設想中的引水渠道將途經大理、楚雄等地州，耗資巨大。除此之外，引水濟昆的方案還包括將金沙江支流——牛欄江水攔截，引至昆明等一系列方案。
有批評稱，近在咫尺的水無法飲用，昆明總在不停地四處找水，然后將其污染，形成惡性循環。
而距離昆明30公里的陽宗海一直是昆明市宜良縣、玉溪市澄江縣的水源地之一，也是昆明人繼滇池之后的一個心靈家園。像其他湖泊一樣，陽宗海也走完了“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魚蝦絕代”這一段故事。
如今，云南對全球招標，試圖得到全世界最好的技術將陽宗海恢復三類水質，專家們稱該湖的地質結構等特點決定它的復生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2008年9月，云南公布的一份最新的環境水質月報稱，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除了早被污染的滇池外，陽宗海、星云湖、杞麓湖三大湖泊水質已呈劣V類，屬中度富營養化湖泊，異龍湖因總氮污染，呈輕度富營養化。
危險的城市供水
為水煎熬的城市不止是昆明。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稱，溫室氣體增加導致的全球變暖，導致中國越來月多地區出現嚴重干旱。2005年底，中國66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問題，其中有136個缺水情況嚴重。
2008年7月，中國北方城市鄭州準備投資13億元向洛陽的陸渾水庫調水，遭到民眾廣泛指責。鄭州無法制止對西流湖的污染，昔日鄭州的“大水缸”變成了一個臭水湖。鄭州市水利部門對鄭州市5條主要河道的7個河段的水質進行了檢測，發現這些河道沒有一處可以作為飲用水源。
專家們稱，水質污染加劇、突發水污染已經深刻危及中國城市供水安全，應令國家足夠警惕。
云南和河南是中國眾多依賴江河湖泊來實現城市供水的省份之一，但這種靠天吃水的江河取水模式變得越來越脆弱——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稱，溫室氣體增加導致的全球變暖，導致中國越來越多地區出現嚴重干旱。2005年底，中國66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問題，其中有136個缺水情況嚴重。2008年10月，湖南湘江水位下降到歷史最低水位，確保用水供應成為了長沙市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
2007年，湖南長沙市出現特大干旱。
去年此時的特大干旱令湘江枯竭，造成湖南8萬多人飲水困難。
除了季節性枯竭之外，這些江河基本上都在經受著巨大的污染——中國實現工業化以來，耗水巨大的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屬、造紙等高污染工業紛紛選擇建立在長江、黃河、遼河、淮河等7大流域周邊，持續污染該些江河。
污染成黃河水源匱乏主因。
1990年代以來，中國媒體持續不斷報道各地江河污染的惡性案件。相關數據表明：從2001年至2004年，中國共發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每天2到3起。2005年，松花江污染令當時的環保總局局長引咎辭職。
中央對官員的敲打未能阻止江河的繼續污染。2006年，環保系統對中國七大水系的408個地表水監測斷面檢測顯示，其中Ⅰ～Ⅲ類水質斷面占46%，Ⅳ、Ⅴ類占28%，劣Ⅴ類占26%，素有三大湖之稱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質均為劣Ⅴ類。按照國家環保標準，Ⅰ類和Ⅱ類水可以作為飲用水水源，Ⅲ類和Ⅳ類水只可用于灌溉，Ⅴ類及劣Ⅴ類水質甚至不可用于灌溉。
而當年水污染事故占到中國全部環境污染事故總量的59%。
2007年入夏以來太湖、滇池、巢湖藍藻接連暴發，被視為中國進入了水污染密集爆發階段的標志。同年，貴州省環保局發布《2006貴州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貴州境內主要的８個湖（庫）中絕大部分水質已經遭受嚴重污染，其中有三個水庫是貴陽等中心城市的主要飲用水源。
在缺乏江河的中國北方城市，地下水成為首選水源，執行“地下取水模式”。中國現在有400多個城市開采地下水，其中華北、西北城市利用地下水的比例分別高達72%和66%。
人口增長和經濟快速發展加劇對地下水的不合理開發，已經引發了地下水超采漏斗、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一系列問題。截止2006年，山東省沿海地區海咸水入侵總面積已達1173平方公里，受害土地面積達14.78萬公頃。
2006年7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警告說，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河南、山東等部分地區共２６個大中城市的海河流域因為大范圍超采地下水，已引發200多條地裂縫，其中最長的一條長達８公里。國家不得不收緊對地下水的開采，逐漸關閉采水井。
此外，城市里的生活污水對地下水構成新一輪的污染。
原環保總局提供2006年度全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結果顯示，中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突出，全國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平均為42.55%，在參加考量的595個城市中，有200個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為零。
2006 年，中國完成的最新一輪全國地下水資源調查評價顯示，中國淺層地下水資源污染比較普遍，全國淺層地下水約有半數地區遭到一定程度污染。
一些既無江河湖泊，又不能取得足夠地下水的北方城市不得不轉而尋求遠程調水。 1981年8月，北京密云水庫不能再向天津調水，面臨水源斷絕的天津不得不準備分批停產，甚至緊急疏散人口。中央政府派出一副總理坐鎮協調，耗時兩年歷盡艱辛把灤河水引到天津。
2002年，中國政府啟動全球最龐大的水利工程，計劃總投資5000億元分別從長江上、中、下游調水，以適應西北、華北各地的發展需要。
有評論稱，這種遠程調水模式成本極其高昂，更需要中央政府強力協調組織，無法被其他一般缺乏城市效仿。
國家或可統籌水資源
中國城市供水主要從地表的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然后在各自供水水廠實現一系列凈化——先沉淀，通過一系列過濾網濾去較大的固體顆粒，再加入可以吸附水中其他顆粒的化學物，最后用氯殺死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最后分配家庭。
像其他工業化國家一樣，20世紀中葉，中國水體開始受到工業廢水、廢氣、廢渣的化學污染，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屬鉛、汞、鉻以及氰化物、氟化物、亞硝酸鹽等無機物。但如今，工業污染排放、化肥農藥等農業污染和民眾的日常生活污水形成的有機污染是飲用水最大的安全隱患。
2005年上半年，建設部專項調查包括所有直轄市和部分省會城市的45個城市，發現這些城市水源都存在有機污染，污染比較嚴重的有長江中下游、東部沿海以及東北三省。
而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出版的一份資料顯示：在中國主要飲用水源均檢測出上百種有機化合物：松花江吉林段測出317種，福建閩江100多種，武漢東湖102種，黃浦江更是達到700多種。而有機物在水中殘留時間長，多數不易被降解，很多還是致癌、致畸、致突變的‘三致’物質。
中國的凈水體系對無機物和有機物質的污染曾經一度視而不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所研究員鄂學禮說，中國目前90％的水廠無法對化學污染，諸如農藥、殺蟲劑、合成洗滌劑、重金屬、各種有機和無機化合物及其他有害毒素進行深度處理。而飲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機物與慢性疾病顯著相關，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腫瘤。中國媒體每個月都在講述各地河流邊上癌癥者的痛苦故事。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這是最基本的權利。2007年7月起，中國才開始實施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將水質檢測指標增加了71項，其中48項是針對工業化對水的有機污染，諸如農藥、環境激素和持久性化合物等。但來自建設部的消息稱，僅對新標準列出的106項指標做一次全面的檢測就需要花費2萬多元。中國660多個設市城市的3000多家水廠中能完全執行106項檢測的，“絕對不會超過10家；即使能檢測42個強制項目的，也只有不到15%；另有約51%的企業更是根本沒有檢測能力”。
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協，將新標準106項指標中的64項分列為非常規指標，交由省級人民政府自行決定該些指標的實施項目和日期。
但水源的污染對一個地區的毀損顯而易見，并妨礙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政府不得不耗費巨資來拯救垂死的河流——2007年，湖南宣稱投入174億元治理湘江的化工污染。之前的多年，該省未能有效約束衡陽、株洲等沿岸化工企業對湘江肆意排放污水，導致湘江水質下降，無法為龐大的湘江流域城市群提供足夠、安全的飲水。
有環保部高層官員警告說，水資源惡化趨勢遠遠比人們想象來得快。如果不能更有效治理，恐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將嚴重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
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里，可以發現中國正在籌集更巨大的力量來嘗試解決飲水的問題。相關文件顯示，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期間計劃投入3000億元來改造中國城市的污水處理體系提高水的循環利用，提高水資源利用率，減少對凈水的索取。200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聯合編制《全國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規劃（2006-2020）》，提出劃分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修復生態等一攬子計劃來加強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和水污染防治，還將建立一整套城市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和水量、供水水質和衛生監督監測體系，全過程監測飲用水安全。
當年年底，中國啟動了《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建立五大國家級環境與健康監測網絡開展實時、系統的環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監測，為國家制定有效的干預對策和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長期以來，中國水務屬于公用事業，由政府定價的自來水價格始終偏低，有的城市甚至十年未上調過水價。自2008年4月來，國家發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三部委相繼暗示或將提高自來水價格，來籌集更多水務資金，并能提升民眾的節水意識。
相關專家認為，城市供水安全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有效保護水源，而江河湖泊則是中國城市最主要的城市水源，最后的問題就是中國如何保護好被工廠包圍的江河湖，堅持飲用水源保護絕對優先的底線。
有評論稱，中國主要依靠犧牲水環境來實現國民經濟發展， 即使后來耗費巨資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卻收效甚微，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領導片面追求GDP增長，而中國長期形成的無償或廉價的環境使用制度，導致發展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成本被“外部化”，隱蔽了環境的真實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和領導為追求GDP不顧流域環境現狀和承載能力，盲目上項目、鋪攤子、粗放發展，留下沉重的資源環境包袱，卻要下任或下游地區為其埋單。
中國環保部曾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實行“流域限批”。但該部門試圖推行將經濟增長捆綁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綜合考評的綠色GDP遭到地方政府激烈抵抗，最后擱淺。
云南媒體稱，陽宗海流域涉及昆明、玉溪兩市，宜良、呈貢、澄江3縣行政區域，省水利廳設立有陽宗海管理處。“多頭管理”、“多龍治水”的體制弊端在這次污染事件中得到暴露，將促使決策層下決心解決“多頭管理”體制，加快陽宗海周邊地區區劃調整。
2005年，中國水網曾就吉林污染松花江導致哈爾濱停水事件呼吁國務院應該直接對重點流域設置流域管理機構或臨時流域管理機構，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域管理協調機制，成為流域水資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第一責任主體，具有在水資源和水環境領域監督、協調和檢查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
2007年，國家耗時10多年斥巨資治理的“三河三湖”又被重新污染。環保部副部長潘岳當時直言中國流域“垂直分級負責，橫向多頭管理”的分割治水管理機制已經無法解決持續惡化的水污染，應該盡快建立跨區域跨部門的流域污染防治機制和新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而北京市水務局副局長張壽全在2008年提交議案，建議國家在水利部的基礎上成立“水務部”，使涉水的事務在某一方面做到統一管理，打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水資源管理的各種壁壘，最后建立水源—配水—治水—供水一線的水務管理模式。
評論說，就在多方謀劃如何保護水源的爭論中，水污染這條狗又突然跑出來，咬國家一口。
錦業公司多年來納稅1100多萬元，但它卻令云南損失慘重——這一個得不償失顯然令人懊惱。省委書記白恩培說“無論從經濟效益還是從社會效益上看，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搞發展，這筆賬非常不劃算”。
在互聯網上，陽宗海砷污染事件被描述是一個人透支健康埋頭賺錢，后來又不得不拿出錢來治療傷病，人和環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由此真正被珍視。
云南省省長秦光榮稱，陽宗海污染事件是一個以犧牲環境、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和個別企業利益的典型案例，是中國官員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反面教材。
10月28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檢查落實《廣東省飲用水源水質保護條例》時稱，如果不能讓民眾喝上干凈水，再高的GDP也不算科學發展。
云南已經在全省開展了一次專題案例教育。陽宗海用來幫助該省官員學會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避免悲劇再度上演，或可被中國其他地區引以為鑒。 (本文來源：網易探索 作者：鄧飛 王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