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新作《公民記憶》
2010年12月18日下午2時30分,著名攝影家黑明將與北晚新視覺網在王府井新華書店6層多功能廳聯合舉辦《公民記憶》首發式和簽售活動,同時舉辦影展。
關于《公民記憶》的自述·黑明
2004年春節,忽然想起整理塵封多年的紀念照,看到我在天安門前不同時期的幾張留影之際,頓時發現自己蒼老了許多。中學時期朝氣蓬勃,大學時期風華正茂,二十多年時光荏苒,深感自己不再年輕。此刻,歲月的痕跡瞬間開啟我的靈感,讓我萌生了尋找100張天安門前老照片的想法,決定邀請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門,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中,對他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影像對比。
2004~2009年之間,在很多朋友的幫助下,我先后找到近千張老照片。根據照片顯示的春、夏、秋、冬,力求在同樣的季節、同樣的位置、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光影效果下,用不同時代、不同色彩、不同面孔,展示他們不同的人生故事。五年尋找,五年拍攝,先后有300多人帶著當年的回憶和珍藏已久的老照片,從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遼寧、江西、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陜西、新疆等地趕到天安門廣場,他們不辭勞苦,不謀報酬,愉快地走進了我的作品。令我最為感動的不僅是影像本身的視覺沖擊力和感染力,更多的還是每位主人公的大力支持和熱情配合。
幾十年過去了,主人公們有了很大變化,有些人甚至已近垂暮之年。他們的變化不僅是容顏的改變,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的深刻轉變,包括對人生、對社會、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都發生了巨大改變。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們的思想不再被別人掌控,身體不再承受高壓,內心越發輕松,言行逐漸自由。尤其是他們照相時把手中的“紅寶書”換成隨身攜帶的護照、存折、銀行卡和退休證、養老保險證時,每個人的笑容更加燦爛,神情更加從容。當然,這些看似幽默的元素,也給我的作品平添了諷刺意味。這次拍攝的人物,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職業和多種人生經歷,他們有人為了民族的復興,跟著共產黨走南闖北、甘灑熱血;有人為了國家的富強昌盛,高舉毛澤東旗幟,奉獻了最好的年華;有人秉承匹夫有責的信念,給黨提意見,卻經受了不少折磨;有人因為歷史問題,株連九族,受到極大的屈辱……今天,有人早已過上超英趕美的日子,有人依然在為生計艱辛奔波,有人還在暢想未來……無論男女老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年間,每當我扛著攝影器材前往天安門廣場,總要被公安或武警盤查一番。尤其是在奧運前夕,廣場的四面八方一夜之間裝滿了安檢設備,從此進入廣場就和坐飛機一樣,必須排隊接受全面的安全檢查。加之本次拍攝我選擇了膠片,所以不能經過X光的照射,每次安檢都要費盡口舌,請求安檢人員手檢我的膠片和相關器材。無論是安檢,還是拍攝過程,如果遇到好說話的警察,隨便看看我的行頭便示意讓我通過,如果碰上較真的主兒,經常要把大包小包翻個底兒朝天才算了事。其實為了便于拍攝,真想和他們打成一片,但天安門分局的警察一年四季都在該地區轉圈執勤,即使混得臉兒熟,一年都難得見上幾面,很難成為朋友。幾年來我在天安門廣場唯一認識的警察就是喜歡攝影的王宗雨,每次見面他都乘機和我探討攝影技術,每當別的公安和武警上來對我盤查,他便過來替我解圍,可惜后來他被調離天安門廣場去了豐臺工作。還有那些年輕的武警戰士,紀律更加嚴明,他們經常面無表情、目不斜視,即使時間長了有個熟悉的面孔知道我不是壞人,不轟我走,很快也會復員回家,所以要和他們長期溝通和交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五年中讓我感到最為煩惱的一件事,同時也讓我體會到普通人做事的艱難和困惑,好在憑著自己對攝影的執著和熱情,從未放棄。
為了保證這部作品集的影像素質,本次拍攝從頭到尾我都采用了4×5的大畫幅照相機,所以三腳架、冠布、測光表、單筒放大鏡,都是必不可少的攝影器材。每當我把黑色的大相機裝上三腳架對準天安門,然后再蒙上黑布半個身子鉆進去調焦的時候,警察和武警立刻就會出現在我的面前。問我是哪兒的,來干什么?三腳架上的大家伙是照相機還是攝像機?為什么把頭蒙在黑布里?手里的測光表是什么儀器?用望遠鏡看什么?來廣場拍攝是什么意圖……面對他們一連串的問題,我總要解釋不是攝像機,是照相機……蒙在黑布里不干別的,是調焦距……不算儀器,是測光表……不是望遠鏡,是調焦用的放大鏡……我是攝影師,沒有什么別的意圖,只是拍著玩……要是說采訪,作為個人行為,我既沒有天安門管委會的采訪批文,也沒有照相攤位的營業執照,根本沒有資格在此行事。尤其我的相機過大,每次拍攝都會吸引很多游客圍觀,而且不停地有人問我照一張多少錢?當時能取嗎?面對這種問話,我總要無奈地重復:“我不是照相的!你們快走吧!!”否則聚集的人一多,公安和武警立刻又會過來轟我,包括巡邏的城管人員也很可能把我當成無照經營的黑攝影師,沒收我的器材。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五年間我艱難地對付各種外來干擾,送走一批又一批轉業兵和許多退休的老警察、老城管。
在這個最為敏感的地區采訪拍攝,我曾趕上過許多故事,有的驚心動魄,有的荒誕無比。記得2007年8月16日那天中午,天安門廣場突然發生了一起“爆竹事件”,一陣激烈的鞭炮聲,迅速招來幾十名警察和好幾輛警車,東北角的游客全都被突如其來的鞭炮聲吸引到那股濃濃的煙霧下。地上的鞭炮皮被腰掛警棍、手持對講機的警察包圍得嚴嚴實實,他們又是給鞭炮皮拍照、又是錄像,放炮的一對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帶上警車。當我拍完照片湊上去看熱鬧的時候,只聽旁邊一位游客說:“夫妻倆是從外地來的,聽說他們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學了,來北京送孩子,順手放了一串鞭炮慶祝孩子上大學。”聽了這句話,我不由地笑了,多么純樸的父母!也許他們是在兌現自己的諾言,也許他們心目中沒有比天安門廣場更為莊嚴的地方,所以選擇來到祖國的心臟和最為神圣的地方,為孩子的成功點燃震天響的鞭炮,這也合乎常理。
最近,當我完成這組照片之后,國內外數十家媒體要求對我進行專訪,還有無數媒體紛紛轉發這些照片。有人自發為這組照片撰寫文章,有人根據這組照片創作了一首首長詩,有人要求出資舉辦展覽,有人提出免費為我印制畫冊……引發了一系列照片背后的故事。這些照片雖然沒有什么抽象的概念和難以理解的藝術語言,但通過媒體規模呈現,卻讓不少人產生了共鳴,并且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也彰顯了影像的力量。在我看來,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影像對比,不僅展現了新中國60年的文明與進步,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巨大的歷史變遷,同時還呈現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歲月滄桑和發展進程。其實這些客觀的變化已經不是某個人的命運轉變和生命過程,而是成為中國公民共同的經歷和記憶。 |